#妙筆生花創作挑戰#

《大盛魁》皇商孫家，原型是歷史上「張家口買賣人」——范家

在內務府承辦采參的事例中，出現了一位「張家口買賣人」、介休籍晉商——范清注。

這個頭銜是清廷給新晉商集團最早的稱呼。

范氏家族通過第一代范永斗在明末交通清軍，在順治初年投充內務府獲得初興；因積極參與康熙皇帝對噶爾丹的兩次北征得以進階；通過第三代范毓馪在康熙、雍正年間承運清軍糧輜并改進運籌方法，獲得雍正皇帝特意褒賞而達到極盛，同時也埋下擴張過速的隱患，又因所經營的多項生意出現虧損而每況愈下；終因積欠內務府巨額官帑，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橫遭抄家之禍。

范氏家族的興衰史前后歷經一個半世紀，其中有一個巧合——清朝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八年，范氏被抄家時正好處在清朝國祚的中心點附近。

而晉商攀附清廷、行賈天下的事業也并不因范氏沒落就戛然而止，反而還有如大盛魁這樣的青出于藍者，因此就可以把乾隆四十六年看成一道時間分水嶺，以范氏家族和大盛魁分別作為前期和后期的典型。

實際上，直到范毓馪在康熙六十年(1721年)主動承運糧草運輸重任并做出卓著功績后，這個家族才實現真正意義的飛黃騰達。

最直觀的證據，就是看清朝內務府奏銷檔和戶部存檔資料里有關范氏族人承辦各類生意的時間記錄：

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之前，范氏從未被清廷單獨提到過，都是列于「張家口買賣人」的集合名詞范疇；

直到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范毓馪才奏請從事販銅，在這項生意里他還是依附在別人名后的次要承辦商；

雍正三年(1725年)，他和他的族兄開始經營河東、直蘆兩地官鹽；

乾隆三年(1738年)，范氏族人又獲準前往長白山和烏蘇里江采參，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又奉旨前往恰克圖為內務府選購俄國毛裘…

介休范氏在清朝初年由范永斗攀上了皇帝這個最大的官僚，但遲至雍正初年，范毓馪為國家立下豐功，雍正、乾隆皇帝深感欣慰，才讓范氏享用肥美的內務府專營生意。

范氏先祖原本是陜西人，在明朝成化年間遷居山西汾州府介休縣張原村，歷經六代，傳至范永斗之父范明這代人才前往張家口從事邊貿。

在天啟、崇禎朝時，他與胞兄范永奎到張家口接替父親的營生，打理「永興寰記」商號，在長城獨石口馬市同土默特、喀喇沁蒙古做生意。

這種經歷和從事邊貿的大多數山西人情況相同，都是貧家小戶出身，為生計所迫投奔邊塞，兩代人辛苦數十載，靠勤儉積攢下一點基礎，也只是略微殷實的小康人家。

巨商大戶來財有路，犯不上干冒風險的事，一貧如洗的破落戶，想干冒風險的事也沒本錢，恰恰是范永斗這種康居中戶，才極具山西小財主那種熱衷鉆營投機、兢兢業業往上攀爬的進取之念，為求大富大貴甘冒風險。

清朝入關初年，在華北各地大肆圈地投充，被后世批評為一大弊政，但其中也有一些為自身前程選擇利益主動投充的漢人，張家口晉商就屬于此列。

清廷將他們編入內務府，身份為買賣人。

所謂「八家晉商」也是寬泛之辭，實際不止八家，只不過以八旗起家的清朝對這個數最有好感，凡事都習慣湊齊八個而已。

范氏在八家中的排名也并不居前，更沒有受到清廷的獨愛。

順治元年，清朝在張家口來遠堡開大境門，張家口晉商成為率先前往蒙古各旗經商的商人。商隊出此門可直通壩上草原，再轉向西行，經過大約十二天的行程抵達歸化城。

范家趕上了這個機會，在歸化城開設鋪號和米局，向蒙古販運糧食、棉布、茶葉和山西曲沃出產的煙草。

比起販運貨物更重要的，是清朝委派他們向蒙古輸送物資的差事。

順治初年，張家口晉商有二十余家，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只剩下十家左右，這才有了「八家晉商」的俗稱。

商戶數量之所以減少，很大程度是有些商戶因種種原因失去了清廷對他們的信賴。

范氏能在大浪淘沙后存留，顯然是眼光看得長遠，做事比較清廉，得到康熙皇帝一句「實心辦差」的肯定。

孰不知聽似輕描淡寫的一句話中還有弦外之音：

因張家口是專營對蒙貿易的邊塞商埠，在清朝皇帝眼里，已經把包括范氏在內的張家口晉商當成控制漠南蒙古、籠絡漠北蒙古的一個經濟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