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贵”。这是在新加坡生活了六年后，劳拉对于这个国家最深刻的印象。

优质的国际教育资源、前沿的工作机会、干净绿色的城市环境、良好的公民素质，这些都成为了新加坡吸引中产的重要因素。

但最近几年，新加坡的物价水涨船高，当初怀着美好愿景来到新加坡的人，在这里遭遇了断崖式的、无情的消费降级。

“月入十万，但只能攒下六千”

每一个在2020年以前就已经搬到新加坡的内地中产，都会怀念当年“赚新币，花人民币”的日子。

2018年夏末，劳拉跟随丈夫的工作变动，从深圳搬到了新加坡。那时她刚刚生完第一个小孩，在家做全职妈妈。当时新加坡的物价与深圳持平，再加上相对更高的收入和对外国人更低的税收，生活在新加坡成为了内地中产们一个极具性价比的选择。

在深圳福田，劳拉一家的房租一个月是七八千元；来到新加坡的第一年，他们租住的公寓是2500新币一个月，折合人民币一万元出头，而楼下花园、泳池、商场、各种类型的餐厅，生活设施一应俱全。那时候，劳拉一家每个月花在吃饭上的支出不会超过1000新币，整体生活成本甚至比在深圳时还要低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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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刚来新加坡时，这里的生活还颇具性价比，那么最近几年这里的物价飞涨，则完全出乎劳拉的意料。

最为明显的就是房租，2500元新币的月租价格早已成为历史。孩子长大些以后，劳拉和丈夫搬去了CBD附近一套200平的公寓，房子里有一个很大的阳台和私人泳池，算是新加坡比较顶级的公寓，每月的月租是7500元新币。等到疫情之后，他们又换了一套CBD的公寓租，面积只有100平，价格却已经飙升到了8900元新币一个月。

在生了二胎后，两个孩子的教育支出也让劳拉有点力不从心。2018年时，女儿的国际幼儿园学费是每月1800新币，四年后就涨到了2600元新币。

由奢入俭难。“我老公吃西餐比较多，两个小孩子口味也很挑，都是买欧洲的鱼、澳洲的牛肉、日本的和牛，以前物价没那么贵我供得起，现在一个月光是吃饭就要3000多新币。”来到新加坡的第六年，劳拉明显地感觉到了自己生活水平的下降。

为了尽可能地降低生活成本，思索再三，劳拉还是决定将女儿转学到小区楼下的幼儿园，整体设施差一些，但每月只需要2000元新币出头。二胎出生后，劳拉家里每月需要负担共4600新币的幼儿园学费，对于她和丈夫而言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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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人周末的娱乐活动变成了在公寓楼下的花园里玩耍，因为无论是逛街还是看电影都要额外花钱；给孩子擦润肤乳，她现在每次会把管子剪开再抠一抠，“能多用一次就多一次。” 意想不到的是，劳拉并不是新加坡的“普通中产”。根据新加坡统计局的数据，2023年，新加坡本地受雇居民住户的收入中位数，是10869新币，在新加坡收入达到前10%的家庭，工资标准是14803新币。

而劳拉和丈夫每月的到手收入加起来在2万新币左右，看起来恰好处于中位，但他们林林总总的生活支出加起来达到了19000元新币，根本所剩无几。

她和丈夫计算过，他们每月最多只能存下1200元新币，约合人民币6000元。

挤走中产，新加坡成了富人们的天堂

2006年就来到新加坡工作、生活的Jonni现在从事移民中介，在她的观察中，2020年后，在疫情经济环境、世界局势等多重影响下，新加坡的移民业务热度飙升。不仅中国内地的中产迫切地想要获得一个新加坡身份，他们也接待了很多来自中国香港的客户，以及美国、澳洲等地的华人，“无论是出于语言文化、还是想距离父母更近，很多欧美客户想要迁回亚洲，新加坡是一个折中的选择”。

Jonni提到，她这几年接手的客户大致分为三类。

“十几年前来新加坡，可能是服务类的务工人员多一些，大家就是为了挣钱。但从这几年开始，很多中产是为了拿身份才来新加坡，目的发生了本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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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的国际学校、开放的社会氛围、前沿的工作机会、良好的生活环境......同样吸引着带着孩子来到新加坡的单身妈妈Cathy。疫情三年，国内的国际学校整体师资水平有所下降，为了给小学毕业的女儿提供更接近国际一流的教育，她萌发了搬来新加坡生活的想法。

Cathy认为，新加坡不仅教育水平处于世界领先水准，这里的文化理念、科技水平、生活环境都优于大多数亚洲国家，她和女儿在这里都可以接收到国际顶尖的资讯。再加上她10年前曾在新加坡工作过一段时间，在国内时也一直在跨国企业工作，搬来新加坡在她心中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

2022年，通过岗位调动来到新加坡生活后，这里并没有让Cathy失望。最为明显的是高覆盖的绿化，城市里四处都有公园，Cathy喜欢这里随处可见的绿树成荫，哪怕是闷热的夏天，走到树下也会有一阵凉意袭来。新加坡的居民素养很高，随地吐痰、扔垃圾、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抽烟这些情况基本不会出现。

另一方面，由于新加坡整体税收较低，Cathy在这里和国内拿着同等薪资，实际进账的部分却要多很多，这让她的经济条件变得宽裕了许多。

在Cathy看来，新加坡的生活很贵，但丰俭由人。以国际学校为例，英华自主中学、UWC世界联合学院这样的第一梯队学校每年的学费在4万到5万新币之间，“选第二梯队就要便宜一些，不过它们对老师的要求仍然是非常高的”。 如果是日常买东西，同样的食物，去大型连锁超市价格就会稍贵一些；去一些小商店，整体价格就更符合工薪阶层的消费水平。

现在Cathy和女儿住在新加坡CBD的一套90平米的两室一厅公寓里，每月的房租是5200元新币。女儿的学费以外，她们每月的生活开支大约为8000元新币，对于十年前在国内就已经达到百万年薪的她来说，经济压力并不大，还能存下不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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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认为，就我们这个圈子来说，如果想要在新加坡生活得比较游刃有余，一个人一年的收入在30-40万新币之间会过得比较好。如果是一对夫妻带一个孩子的话，一年30万新币不是不可以，只是会过得比较简单一些。”

Jonni提到，对于来到新加坡的中产来说，拿到PR（绿卡）之前的日子必然会经历一定程度的消费降级。 在国内可能住在大别墅、大平层，但来新加坡只能租一个小公寓；由于新加坡买车贵、限制多，他们不得不重新适应公共交通。“不过熬到绿卡，就可以用比较低的成本买新加坡本地的政府组屋，住着也不贵，所以拿到PR和拿不到完全是两个心态。”

PlanB：去越南

难以预料的PR申请，成为了中产留在新加坡的另一道门槛。来到新加坡6年，劳拉一家申请过两次PR。第一次申请时，尽管已经有了小孩、家庭收入在2万新币左右，劳拉一家还是惨遭移民局拒绝。

在Jonni的经验中，与许多欧美国家有详细的申请评分标准不同，新加坡绿卡申请的最大难度在于不确定性：没有一个可量化的标准，导致许多时候申请结果会成为未知数。工资水平与经济贡献只是其中一部分因素，还要考虑与当地的融入程度、你所在的行业工作类型、你的年龄和学历。

“新加坡给PR也会有标准，但不会量化，所以其实有点‘暗箱操作’。比如马来西亚国籍就会更好拿新加坡身份，每年PR里有60%都是马来西亚人拿到的。”

Jonni曾经给客户做过一个调查，100个人中有31%的人在搬到新加坡的1-3年内拿到PR，16%是4-6年，还有25%待了6年以上都没有拿到。根据她所提供的数据，2022年有30多万人向移民局提交PR申请，获批的只有34000人左右，获批概率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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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女儿长大成人去欧美读大学以后，Cathy觉得回到深圳生活也不错。“新加坡是没有政府补贴的养老金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新加坡的各种物价水平还是居高不下，过几年我回深圳定居也是有可能的。”

“现在给我PR我也不待了，物价成本太高了。”劳拉已经向公司申请外派，决定带着两个孩子去越南生活。在越南，同样就读国际幼儿园，两个孩子加起来每月只需要1800元新币。

“越南真的不是穷乡僻壤，我告诉孩子们，我们这是以退为进。”在采访结束时，劳拉再次向我们强调。

受访者皆为化名